1937年5月15日

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韦尔斯采访，回答了关于国共合作、阶级斗争、争取民主、准备抗战等问题。谈话指出：国共谈判仍在进行，最主要的是两党共同政治纲领，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。在抗日战争的面前，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。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：给工农以集会、结社、言论的自由，普遍的选举权，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，改善劳动条件，对农民应减租减税，关于土地问题，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。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，非它不可。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，不管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。我们提出“准备”，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，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而后攘外，是无止境的内战，是消耗抗日力量；而今天所作的准备是停止内战，巩固国内和平，实现民主政治，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，组织、训练和武装民众，同时加速完成军事、政治、财政、经济、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战准备工作。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到最后的胜利，这个胜利的范围，不限于山海关，不限于东北，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。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。这篇谈话收入《毛泽东文集》第一卷

1946年5月15日

关于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的对策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、分局及周恩来等电。电报指出：国民党除在东北大打外，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，但其准备是异常积极的。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，至少也要推延全国内战时间。因此我应采取如下对策：（甲）坚守自卫立场，不向彼方主动进攻；如国方向我蚕食或进攻，我必须坚决将其击退，收复失地；纠纷发生，经过斗争之后，由执行小组加以调处，使我处于有理有利之地位。（乙）改善对美国人关系，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，我除据理力争外，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，策动全国内战，我即应尽可能争取美国人。对国方代表及国方官长，亦须注意争取。我方权利所在，必须力争，彼方无理要求，必须拒绝；但总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，而不是使纠纷扩大。这封电报收入《毛泽东文集》第四卷

1981年5月15日

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说：建国三十二年来，总的来说，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，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，但是也走过一些弯路。对此我们并不后悔，因为成绩是我们干出来的，错误也是我们自己犯下的。成功的经验是我们的财富，错误的教训也是我们的财富。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通过总结经验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。我们相信，这些政策是正确的。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。当然，由于中国面积大、人口多，问题复杂，我们的经验还需要进一步积累。因此，今后很难说不会再犯错误，但是有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，我们可以力求不犯大的错误。只要不犯大的错误，步子才能加快。现在中国的政治、经济情况都很好，是历史上少有的。这是我们对形势所作的非常客观的判断。在谈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时说：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。这个问题弄清楚，对我们以后的发展，怎样搞得更快一些、更好一些，很有关系。不弄清楚，总会有来自“左”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。

1985年5月15日

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前第一副总理吴庆瑞时，谈到中国的城市改革指出：城市改革涉及到各个领域，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，也是有风险的。但是，我们有勇气，有信心，相信是会成功的，当然也很容易出偏差。我们自己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心，一定要有足够的勇气正视现实，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。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在不断地克服困难和纠正错误中前进。现在正是改革的最好时机，搞好改革，不但会为九十年代，而且会为下个世纪我国经济协调稳定地发展奠定一个好的基础。在谈到人才问题时指出：搞现代化建设，最重要的是知识和人才。我们最大的弱点恰恰在这里，知识不足，人才不足。我们请你们来，就是请你们提供知识。不仅请你们来，还要广泛地请发达国家退休的专家、技术人员来帮助我们工作，他们来当顾问或到企业里担任实职都可以

编辑：郑雅慧